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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忘江湖之问:

 《庄子·大宗师》云:“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有人说这是“薄情寡义”的感情投机。这种说法对吗？

现代人多把“相濡以沫”用来比喻爱情或友情深厚，是能够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常用词。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就是重情重义，海枯石烂，坚贞不屈。“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半醉半醒半浮生”;是“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生死与共，永不背叛。歌颂的是为爱殉情，以死相伴的“贞洁”，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痴情。直至现在，散落在民间的一些“贞洁牌坊”还流传着类似这样的许多故事，不少宗族家谱上，还把族中先人这样的事迹作为宗族美德和优秀家风世代记载，赓续歌颂。而庄子却主张“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有人理解这是要人们在危难时刻互不相顾，各奔东西。是“薄情寡义”的感情投机和感情背叛。

究竟怎样去理解庄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呢？“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到底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思维呢？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原文如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那么这段话的本意是什么呢？千百年来，能人异士对《庄子》奇书解读无数，所以这里的解释也只代表个人以文释意的粗浅看法。

一、“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道家“物我两忘”哲学思想的应有之意。

庄子及道家“物我两忘”的哲学根基在于以齐物论为基础，‌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万物本质相通，人为区分主客是认知局限的体现。庄子对“道”的体悟，核心是破除“我执”与“物执”的二元对立，只有突破“忘己”“忘物”消解界限，才能回归“道”的本真状态。‌‌庄子哲学中，“我执”与“物执”的关系可以从其核心思想“齐物”与“逍遥”中理解。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共同构成对万物分别的执着。

“我执”指个体对自我身份、观念和分别心的固执。庄子在《齐物论》中通过“吾丧我”（即“坐忘”）的概念指出，世俗的“我”是人为的分别，而非真实本体。‌这种执着源于“成心”，即先入为主的判断，使人陷入是非、得失的纠缠。 破除“我执”的关键在于超越自我中心，达到“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从而减少对功名利禄的贪恋。‌

“物执”则指对万物形态、价值和关系的执着。庄子认为万物皆由“道”生成，本质上是平等的。‌例如，在“生死平等”的论述中，庄子强调生与死只是自然过程的转换，不应被赋予绝对意义；同样，是非、贵贱等观念也是相对的，因立场不同而变化。‌这种执着表现为对事物固定属性的认定，如认为某些事物“可”或“不可”，却忽视了其随条件变化的流动性。

“我执”与“物执”的关系在于：‌“我执”是“物执”的根源，而破除“我执”是化解“物执”的前提‌。庄子指出，人的分别心（“我执”）导致对万物的评判（“物执”），例如以自我利益为标准区分“彼”与“此”，实则违背了“道”的整体性。‌反之，当个体通过“坐忘”忘却自我，便能直观万物的本然状态，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合一境界。‌这种关系在《齐物论》中体现为：只有先破除“我执”，才能超越对万物的执着，最终达到“无知平等”和“是非平等”的逍遥。‌

因此，庄子的智慧在于将“我执”与“物执”视为一体两面，通过消解自我中心来化解对万物的分别，从而顺应自然、获得精神自由。

庄子‌梦蝶寓言中“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就是以梦境模糊物我边界，揭示真实与虚幻的流动性，强调超越个体认知的绝对自由。‌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一样。这里的“相忘”，与“物我两忘”的“忘”是一致的。忘我以合于天道，忘物以顺应自然。摒弃“我执”，在任何时候，不以个人眼光去看待万物，不以个人习惯去要求万物，不以个人好恶去评价万物，不以个人意志去改变万物。而“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庄子这里说的“鱼相与”就是“我和你”“我与物”，“相呴以湿，相濡以沫”都是针对对方作出的动作，反映的是“我执”与“物质”，无论是“呴以湿”(给予潮湿的气息)还是“濡以沫”(给予些许唾沫)都是来自一方的执念，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不能代表对方意志。因此，不能用任何世俗的情感观念比如“忠情”“重情”“深情”来评价“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应回归到道家哲学的根本上，强调的是放下各自执念，放手顺其自然。这是道家“物我两忘”的哲学根基的应有之意，强调性表达。

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道家“顺应自然”的生死观本属。

“顺物自然而无容私”《庄子·内篇·应帝王》。强调在治理或处事时应摒弃私心，体现公正无私的思想。其典型表述如“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或“不私，而天下自公”‌，均源于道家哲学与政治理念。

该思想的核心在于应把自己融入自然，绝不能掺杂任何私心私念私欲，在社会治理中，主张顺应自然规律或秉持公心以实现社会和谐。在道家学派中，它与“无为而治”相联系，认为统治者若能顺其自然、不掺杂私欲，天下便能安定太平‌。而在儒家传统中，类似表述如“不私，而天下自公”（出自《忠经》），强调公私分明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个人修养需以“天下为公”为准则‌，在这一点上，儒道观点甚为一致。

庄子还提出了实现顺物自然的路径和具体方法论，即通过精神修炼与实践，摒弃功名、身份等“身外之物”，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解除世俗束缚。‌‌

庄子在强调‌顺应自然之道‌问题上，特别效法“水”的智慧，“遇石则绕，终能穿石”，不强行干预外物，使心灵与天道合一。

回头再看“泉水干涸了，鱼就共同困处在地上，它们用湿气相互滋润，用唾沫相互湿润。如其这样，不如在江湖里互相忘记，各得其所。与其称誉尧而非难桀，就不如恩怨两忘而与大道化而为一。”

庄子的行文习惯比较跳跃，除了那些寓言故事，说理的语言有时候有些玄乎。这个句子从来有争议的理解，就是“相忘于江湖”这几个字。为什么“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家一定会想，这是当然了，活在干涸的烂泥里的鱼，靠互相喷口水来苟活，当然不如在江河湖海中互不认识，欢快生活了。

其实真是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看后面两句，与其赞誉尧的圣明而非议桀的暴虐，不如把他们都忘掉而融化混同于“道”。从正常人的态度来看，这不就是是非不分？庄子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再看看后面几句：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

“大地把我的形体托载，并且用生存来劳苦我，用衰老来闲适我，用死亡来安息我。所以，把我的存在看作好事的，也就因此而可以把我的死亡看作是好事。”

所以，在庄子看来，尧的圣明和桀的暴虐只不过是“道”存世间的正反面而已，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关注，他们的身体、德行、恶迹，而把他看作自然界自生自灭的正常现象。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出自《庄子·人间世》，意思是‌认识到某些事情无法改变时，就坦然接受它如同顺应命运的安排，这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上篇我们讲了《庄子·人间世》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致也”这里所言的“命”和“德”。

庄子这里讲的“命”，指的是“天命”。大家都知道，“天命观”是道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的信仰是以‌“道”为宇宙本原和最高法则‌，崇尚自然、清静无为，追求“与道合一”的生命境界。而“天命观”的核心就在于‌主张顺应自然、安于命运，服从自然规律，相信自然力量。天命观就是道家信仰的重要内容。庄子这里所言的“德”，也不是世人所言的道德品行，而指的就是遵循天道，顺应天道，按照“道”的方式行事，这就是“德”。也就是说，按照庄子的观点，一个人至高无上的最大的德行就是忠于自己的信仰。

什么叫信仰？信仰是对某种思想、宗教、人物或主张的极度信任与敬仰，并奉为行为准则的精神力量。道家只有对道教信仰的忠贞信守和坚定追求才是“致德”——“德”的最高境界。这里的信仰和其他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信仰一样，既称之为信仰，就必须有笃行不二的坚定性，哪怕在不可抗拒的必然力量面前也要保持信仰不变，追求精神超脱与内在自由‌。而不是遇到困厄，就心慌意乱，改弦易辙，怀疑信仰，动摇信念，做信仰的叛逆者。这一思想既包含对命运必然性的深刻认知，也蕴含通过“心性修养”实现精神逍遥的实践路径。‌庄子所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必须有坚定的信仰，为了这个信仰而矢志不渝，即使在不可奈何十分艰难的时候也不要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安安稳稳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因此说，“安之若命”，非但不是“逆来顺受”的“天命观”，而恰恰是庄子对道家信仰坚定性的表达。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河水泉㳍都干涸了，靠哈点湿气、吐点唾液能苟延残喘吗？与其拼命折腾加速死亡，倒不如安之若素接受命运，顺其自然。这不正是“知其不可而为而安之若命”的最好表达吗？

三、“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一种通达超群的情感智慧。

在封建社会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殉情文化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比如在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就有过独特习俗：

‌纳西族殉情传统‌历史上称为“游忤”，青年男女因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冲突选择服毒自杀，并通过东巴教仪式超度升入天国。‌‌

这种‌文学与仪式以纳西史诗《鲁般鲁饶》为代表，美化殉情，东巴教借此推广“大祭风仪式”，形成文化闭环。‌‌

这种文化的‌历史诱因‌源自吐蕃统治时期的阶级压迫（如牧主强制配婚）及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加剧了文化冲突，导致殉情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前高发。‌‌殉情现象多为‌婚姻制度矛盾‌，如包办婚姻剥夺自由恋爱权利，于是彼此要求殉情共死。还有因战争与征兵原因。民国时期抽壮丁政策使恋人预判分离风险，分别前选择殉情。也有的因一方某种原因，如重病、被剥夺生存权等，要求并胁迫对方殉情。还有的来自‌社会歧视‌，双方在生活中遭长期压抑，不堪凌辱等等。

殉情大多为一方感到绝望，提出要求，双方达成共识，纳西族的殉情还要搭建“游吉”（殉情帐篷），穿上盛装，摆好被纳西族称为“殉情花”的杜鹃花，吟唱民歌《游悲》，以哀婉旋律传颂悲剧，反映浪漫化与批判并存的仪式感。‌‌

社会上不少殉情悲剧并非双方自愿上演，而是由于道德绑架的压力。有的为防一方变卦，甚至以双方捆绑在一起，坠石沉水、拥抱跳涯、浇油自焚、同时服毒等形式达到共同赴死目的。‌

对这种社会现象，历来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爱情至上的支持者视其为“爱情最高表达”。

自由抗争者称赞其对封建压迫的反抗精神。‌‌

反对者批评其逃避责任。还有的从不同文化层面上批判其道德绑架、爱情自私，违背自然规律。

‌汉语中的“殉”字源于奴隶陪葬，引申为理想牺牲；鲁迅等学者曾将其与“殉国”并提，凸显社会文化烙印。‌‌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显示了庄子通达的感情观。人人回归自然，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庄子认为，真正的感情不是用自己的好恶去绑架对方，用自己的情感去裹挟对方，而是尊重对方，该放手时就放手，让对方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死归宿，体现了一种超越执着的尊重与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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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双方无法继续相守时，选择在彼此的生命中淡然退出，不纠缠、不怨恨，而是以平静的方式祝福对方，这本身就是对过往感情和各自未来的最大尊重。‌

这种尊重并非冷漠或遗忘，而是一种温柔的放手。它意味着承认关系的局限性，允许彼此在人生的江湖中各自追寻方向，同时保有记忆中的美好而不被其束缚。‌ 从哲学角度看，这顺应了自然规律，是一种洒脱的智慧，能帮助人们从情感纠葛中解脱，回归内心的平和。‌这种思想，在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中表达的淋漓尽致。

庄子相亲相爱的老伴去世了，惠子前去吊唁。却见庄子岔开脚像方簸箕一样坐着，还敲打瓦盆唱歌。这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会感到“另类”“不可思议”。

因此惠子说：“您和您妻子在一起，生儿育女，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如今她年老过世，您不哭就算了，还敲打瓦盆唱歌，这不是太过无情了吗？”

庄子说：“并非如此。她刚去世时，我也慨叹呢。但想想她最初不仅没有生命，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更没有元气。混杂在杂草之间，有了元气，元气变化有了形体，有了形体才有生命，现在又变为死，这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人都安然睡在天地之间了，我却守着她哭，我觉得不合常理，所以没这么做。”

庄子鼓盆而歌，并非他和妻子感情不好，而是由于他对人生的另一种理解而丢掉了悲伤。因为庄子是真正的得道者。他在悲悲切切中大彻大悟了人生真谛，明白生命中的生老病死、一切经历都随顺自然法则，都是自然规律中必然出现的结果。老婆去世，是回归生命本质，是回到另一个存在的归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人能顺应自然，不逆天道，立于天地之间，让“三才”成为一体，才是真正可喜可贺的事，鼓盆而歌才是真情的表达。

生死皆相，万相尽空。庄子叉开双腿敲着盆子唱出：“生死本有命，气形变化中。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实则是庄子悟透了生死由命、天地一通的天规。在他认为，生与死，就像天地之间的气息变幻，如四时季节的运行一样，人去世了只不过是回归了最初她没有出生的样子，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要哭呢？“鼓盆而歌”不同样是种纪念她的方式吗？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态度尤其适用于那些曾经深爱但注定无缘的人。‌它不要求彻底抹去回忆，而是倡导一种宽容的心态：珍惜曾经的缘分，但不执着于结果，让彼此都能轻装前行。‌这种“相忘”其实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陪伴——即使不在身边，也愿对方安好，这正是爱的极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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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丽娜    审核 | 庄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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