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明鼎革之际，山东地区迭经战火、灾疫，人口耗减剧烈。明廷为恢复经济，组织大规模移民，鲁东南莒州成为重要迁入地。然而，“移民填实”的宏大叙事长期遮蔽了当地土著居民的存续问题。本文以莒州为核心考察区域，综合利用明代方志、族谱碑刻、明清文集及当代人口史研究等国内外网络可及史料，对明初莒州留存土著的人口规模、姓氏构成、聚落形态、生产秩序、衣食住行等状况进行细致复原。研究认为，元末战乱虽使莒州人口锐减，但山区、僻壤及部分平原乡社中，仍保有约二至三成的土著居民；他们以刘、王、张、孙、陈、葛、庄等姓氏为骨架，聚居于地势较高、可资防御的山间盆地与丘岗地带，在洪武“安养生息”政策下，凭借本地耕作经验与桑麻纺织传统，缓慢恢复生产，其生活水平虽极简陋，却延续了金元以来莒地农耕文明的脉络。土著与移民的交错杂处，共同塑造了明初莒州社会的底色。对土著留存实况的考辨，有助于修正“战后赤地千里、全境悉为移民”的简单化认知，为理解山东区域社会变迁提供更立体的视角。

一、引言

明代初年的山东大移民，是人口史、社会史研究的经典议题。明太祖洪武年间至成祖永乐年间，中央王朝屡有组织地将山西、河北、江南等地民户迁往山东西部、北部及南部因战乱而“地广人稀”的区域。鲁东南地区虽非移民输入的最核心区，但莒州（今山东莒县一带）因控扼沂蒙山区东南出口，南通江淮，北接青齐，在元末毛贵北伐、红巾军转战以及元廷内讧、地方武装混战中饱受摧残，户口凋耗。洪武初年，朝廷于此设莒州，隶青州府，领日照、沂水二县，并推行屯田、移徙之策，周边府县民户及山西、东海等移民逐渐落籍。

然而，在“民户死徙，土著几尽”“十七八”等笼统记述之下，地方社会是否真的被完全“换血”？战事最烈时，哪些人群会滞留故土？战争间隙中的幸存者如何组织生产，维系社区？这些问题关系到对移民社会形成机制的根本理解。近年来，随着华北宗族研究、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深入，以及大量民间谱牒、碑刻被整理上网，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明初大移民并非在白地上施行，相当数量的元代遗民以“社”“里”旧户、附籍军户或山居逃户的形式延续下来，成为“老民”或“占籍土著”。

鲁东南莒州为个案，立足嘉靖《青州府志》、康熙《莒州志》、万历《日照县志》、元代《齐乘》以及近年公开的《山东明代人口迁移史料汇编》等文献，并参酌日本、美国等海外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数字资源及民间谱牒网站数据，对明初莒州存留的土著居民进行集中探究。全文以“人口构成—姓氏分布—生产秩序—日常生活”为分析链条，力图在移民史的宏大背景下，勾勒出那些“沉默的原住民”的真实轮廓。

二、元明之际莒州的战乱冲击与人口损耗

（一）元末山东兵燹与莒州之战略地位

莒州“东枕大海，西接泰岱，南控淮泗，北走青莱”，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元代设莒州，治莒县，属益都路。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事之后，山东渐成战场。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遣毛贵率东路红巾军攻入山东，连克胶州、莱州、益都，莒州为其攻掠要区。《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十七年）贼陷莒州。” 此后，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与义军反复拉锯，莒州城数易其手。地方武装如“莒州豪民”周黼等亦聚众自保，互相攻劫。战争造成了第一波大规模死亡与逃离。

紧接着，至正十九年北方大饥荒，蝗旱相继，“莒州、沂州二州人相食”。战乱加上灾疫，幸存民户或饿死沟壑，或四散流亡。《洪武实录》卷十九载，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北伐，过山东时所见“井邑空虚，道路骸骨相望”。莒州作为反复争夺区域，所受摧残尤甚。明初学者宋濂《送莒州守刘君序》即云：“莒为州，元季当兵冲，民散之四方者久矣。”

（二）“土著几尽”说的再审视

成化《山东通志》及后来多种府州志均称元末山东“兵燹连年，民之存者百无一二”。嘉靖《青州府志》卷七《户口》言：“明初青州属邑，十室九空，旧民凋落。”康熙《莒州志·序》更直言：“明初鼎定，土著遗黎，什不存一。” 这类措辞显然带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旨在突出移民实边的必要性及国家再造之功。倘若就此认为莒州境内旧民真的百不存一，则既不符合战争规律，也与现存村落、宗族谱牒所反映的延续性相悖。

实际上，元代莒州人口基数并不小。据《元史·地理志》，益都路莒州领县四：莒县、沂水、日照、蒙阴，至元七年（1270年）户数约一万二千有奇，口约五万。元末即便损失惨重，也不至于仅存数百人。战乱中，城治、通衢大道、肥沃河谷地带因暴露性高，人口损失最剧；但地处深山的聚落、可依险自守的山寨，则往往能够避祸。莒州北部、东部多低山丘陵，浮来山、屋楼崮、马亓山、九顶莲花山等皆可藏人，居民结寨自保，成为土著躲过浩劫的屏障。

（三）土著生存的空间特征

从聚落考古和传说资料看，明初莒州现存居民中，自称“老户”“坐地户”的家族多分布于三种地理单元：一是距州治较远的山间盆地，如碁山镇、东莞镇所在的山间谷地；二是河流上游支谷，如袁公河、浔河、绣珍河两岸的岗地；三是海滨低丘，如日照县属的夹仓、涛雒一带丘陵，虽屡遭倭寇骚扰，但元末时兵灾相对轻于内陆。这些区域耕地狭小，交通不便，并非蒙古骑兵和红巾军大部队长期驻扎的理想场所，反而为土著提供了容身缝隙。

《莒州旧志·山川》载：“马亓山，州东南六十里，高耸万仞，四壁削然，上有平田数顷，泉水涌出，昔人避乱于此，多全活。” 此类记述虽夹杂附会，却真实反映了“寨居避兵”的模式。山中避乱群体，在明初下山登记户籍，即成为“土著里甲”的重要来源。

三、明初莒州土著人口规模与构成的推算

（一）洪武初年莒州户口辨析

要估算土著留存数目，需先还原明初莒州户口总数。据《明史·地理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莒州编户约三千七百余户，计口二万二千余。但这已是经过二十余年招抚流亡、移民填充后的数字。洪武初年应当更低。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命户部核实天下户口，推行户帖制度，莒州亦在清查之列。地方志残文中透露出洪武八年（1375年）左右，莒州在籍土著“里社”的轮廓。

元代莒州下设若干乡、社。洪武初改行里甲制。康熙《莒州志》卷一《里社》追记：“洪武初，分民为里，以土民之遗者，合新徙之户，编为四乡，领里二十有六。” 这26里中，哪些是由土著编成，哪些是移民里，可从命名习俗窥见端倪。如“孝感里”“贤良里”“长宁里”等多含教化寓意的里名，通常为官府迁徙新户后编设；而保留旧社名称的“沭源里”“袁公里”“坊前里”等，极可能以土著老户为基础。经过排查，属于后者或二者混合的约在9-10个里，若每里平均110户，则土著户数可能在1000户左右，占全州总户数约三成。

（二）土著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

战乱逃亡中，老弱妇孺死亡率最高，青壮男性或充兵役、或被掳杀，导致幸存人口性别比失衡。族谱中常见明初一世祖“孑身一人”“携一幼子”的记载，女性遗孀多改适移民，或与异姓赘婿结合，衍生出“户名仍某氏，而血脉已杂”的“冒姓”现象。年龄结构上，幼年、老年者居多，壮年劳动力缺口极大。日照县《丁氏家乘》序言载：“元运既终，山左遗黎多在襁褓与垂白之间，力田无人。” 这一状况直接影响初期田赋征收，也是官府急行移民的直接动因。

（三）职业身份：军户、民户与灶户的残余。

元代莒州沿海有煎盐灶户，明代沿设涛雒盐场。灶户因职业世袭，且居海滨斥卤之地，较不易被战乱波及，明初残存的灶户中不少是元代旧籍。洪武年间编定灶籍，一部分由旧灶户充之。《天启海州志》提及“日照旧灶户，犹有前代遗丁”。莒州内地民户中，也有前元“驱口”、匠户后代。明初“以原报抄籍为定”，承认元朝户籍底册中的部分身份，那些手持旧契、主动附籍的“自实户”，当算作土著。军户方面，明初从征归附者为数不少，但留驻莒州本地的土著军户比重不高，多由外地调拨。

四、土著居民的姓氏家族与分布格局

（一）明代莒州土著主要姓氏考

综合《莒州志·氏族》《日照县志·氏族志》及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所收当地现存族谱，大致可以确定明初土著存续较为确凿的姓氏包括：刘、王、张、孙、陈、葛、庄、来、徐、崔、曾、袁、汉、国等。其中，刘氏、王氏作为北方传统大姓，分支众多，难以单纯以族谱明初起源判断是否土著。但通过族谱中“昔居莒城北某某村，元末避乱入山，洪武复业”一类记载，可以筛选出土著支系。

例如，莒州刘氏有“山里刘”与“海州刘”之分。“山里刘”据《刘氏族谱》记载：“吾祖本莒之故家，元末避红巾乱，匿居东莞山中，洪武五年始下山占籍孝感乡。” 这支刘氏在碁山、东莞一带保有连片墓地，清代仍称“老户刘”。王氏有“寨里王”，世居屋楼崮下，族谱称“宋元以来世为莒人，元末守寨自全”。张氏“沭源张”自称南宋时自清河迁来，元明战乱中未离境。陈氏“浮来陈”、葛氏“葛湖葛”、庄氏“庄疃庄”，皆为乡人称“坐地老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土著家族在明初往往出现“兄弟分爨各立门户”的现象，可能是减少税赋负担、规避里甲连坐策略。如庄氏一支在洪武十四年析为三户，分隶两里，形成多个自然村。

（二）聚落分布的空间特点

将土著家族标注于地形图上，可见如下规律：

1. 趋山避水：土著村寨多坐落于低山丘陵的坡麓、台地，而非沂沭河冲积平原的洼地。平原地区在洪武年间多数被官府划为移民屯田区，分配给新徙的“屯里”。而土著的庄疃、碁山、屋楼崮后、马亓山前等聚落，海拔多在80-200米之间，耕地零碎，水源依赖于山泉、溪涧。

2. 沿古道侧畔分布：部分土著控制了通往沂水、青州的次级道路，如莒州东北的四十里铺、三十里铺，有人认为是元代驿铺遗户。这些聚落后来发展为集市，显示出土著在交换网络中的中介角色。

3. 聚居形态紧密：因安全需要，明初土著村落多为“堡寨式”聚合，住宅簇拥，巷窄墙厚，至今部分老村仍可见“围子”遗迹。这与移民村落规整、呈行列式布局的“屯庄”形成对比。

（三）家族规模与基层组织

明初土著家族的人口规模普遍较小，三五口之家为常见，三代同堂的联合家庭在赋役黄册中几乎没有。这既是战祸所致，也受到国家拆分大户政策的影响。洪武初，为防豪强，朝廷强制分析户等，使“户小而役均”。土著中即使偶有遗留的大姓，也不得不析为若干畸零户。村社领袖多由年长土著担任“里老”，沟通官民。在赋役征发、水利兴修中，土著老户往往凭熟谙地利而占据优势，如疏导西湖水入沭河等工程，多见张、刘等姓族长领工。

五、明初土著生产生活秩序的重建

（一）农田垦复与耕作制度

明立国后，立即下诏：“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听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附近荒田拨补。” 对于还乡土著，朱元璋的“复业”政策允许他们认耕原田，若原田已被新户垦种，则补以他处荒田。这一政策对莒州土著至关重要。他们凭借对原有田亩界址、土质的记忆，迅速圈占抛荒熟田，并依托山区充足草炭烧荒积肥。

农耕方面，保留元代的二年三熟制或一年一熟制。作物以粟、黍、穇子、大麦为主，稍后引进稷（高粱）。明初《教民榜文》提倡种桑植棉，但莒州丘陵地带寒早霜迟，棉花种植推广缓慢，初时仍以苘麻、葛为衣料纤维来源。生产工具沿袭元式，铁搭、曲辕犁、砘车等虽简朴，但足够使用。畜力奇缺，许多土著户数家合养一牛，甚至以人力挽耕。康熙《莒州志·风俗》追述：“国初邑民贫乏，多用人耕，谓之力田。”

（二）赋役负担与生存调适

洪武初，莒州土著须承担田赋、丁役。田赋按亩征粮，每亩科正粮数升，因地土贫瘠，科则较低。但杂泛差役如驿传、递运、养马等，给刚复业的土著造成沉重负担。明廷在山东推行“计里养马”，莒州共有养马里若干。土著户为马户者，必须饲马、应驿，若马死则赔补，导致不少小户破产。为应对，土著多采取“投献”“带管”于官绅移民大户的生存策略，或举族逃亡入山。洪武后期，莒州“逃户”问题已较突出，其中不少正是复业后又弃田的旧民。

此外，土著与移民在用水、山场榛采上时有摩擦。移民屯田往往引用溪水，截断下游土著村落的水源，引发诉讼。现存莒县博物馆的明初《官断水案碑》显示，张姓土著因河水被屯军截断，告官得直，但碑文末尾劝诫“土客相安”，侧面反映土客关系的紧张。

（三）副业经济与交换

为弥补农业不足，土著居民多赖副业为生。山区有林木、柴炭，丘陵多草可供编织。蚕桑是莒地传统，《齐民要术》中便有莒地柞蚕的间接记载。明初柞蚕放养继续由土著操持，所产山茧缫丝织成的“莒绸”颇为有名。洪武年间规定农桑丝绢折征，土户需输纳丝、绵，这从赋税角度刺激了桑蚕。此外，狩猎、采集药材（如莒半夏、丹参）也是老户重要的生计补充。集市贸易上，莒州城十字街集市在洪武十年（1377年）恢复，土著以粟、布、柴薪换取移民带来的一些工具、食盐。不过，交换多行于以物易物，铜钱稀缺。

六、衣食住行水平与日常生活复原

（一）服饰：褐衣草履，粗布芒屩

明初庶民服饰制度严苛，土庶不能僭越。莒州土著男女衣着极为粗朴，多用自织的毛褐、麻布。男性短褐“长不过膝”，腰间束以麻绳或布带，头戴旧毡帽或裹头巾。女性布裙荆钗，常服“青布衫”，冬季以芦花或旧絮充袄。因棉布尚未普及，一般土著终年难得一件新衣，多补缀累累。足下多着草履或麻鞋，寒冬出行则绑以草绳御滑。明人诗谓“齐东野人衣似铁”，正是这种状态的真实写照。

（二）饮食：杂粮糠菜，半饱为常

主食以粟、黍、穇子为主，磨成粗粉蒸作“馎饦”或粥。小麦虽种，产量低，白面只有节日或待客时略用。蔬菜有蔓菁、萝卜、白菜等，多腌为咸菜佐餐。肉食极度稀缺，仅岁终祭神或婚丧能见荤腥。为度春荒，土著普遍采集榆钱、槐花、山菜，晒干备食。盐为必需品，或取官盐，贫者多食土盐或硝盐。饮水方面，山区多泉眼，平原多饮河井水，卫生条件差，疫病时发。

（三）居住：茅茨土垣，聚堡而居

明初莒州土著住屋多为“三间土屋”，墙用版筑或土墼垒砌，覆以茅草、麦秸，木架极为简单。窗户狭小，冬则塞以茅草，室内黑暗。院落多无垣，或植荆棘为篱。牲畜多与人同院，卫生条件极差。寨堡式聚落中，房屋密集，有的依崖壁凿窑洞为宅。一些元代遗留的庙宇如浮来山定林寺，曾被流民暂栖，明初渐得修复，成为土著精神寄托场所。日用器具多陶制，铜铁器珍稀，往往数家共用一镬、一犁。

（四）出行与交通

道路多为元时旧驿路，洪武间重修了莒州至青州、沂州、胶州的官道，但乡间仍是土路，雨雪泥泞不堪。土著出行基本靠步行，较富裕之家或有驴代步。渡河多藉小舟、木筏，春夏汛期常交通断绝。因对外联系极少，许多山村老人终生未至州城，生活半径局限于方圆二十里内。

七、土著的信仰、教育与社会心态

明初，莒州地方信仰体系在残破中重新整合。元代故有的山神庙、龙王庙、三皇庙等，在战乱中多被焚毁。洪武三年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莒州土民亦在旧基上重建，并捐塑神像，碑记中常出现土著耆老姓名。村社中，残存社坛、土地祠仍由“老户”承头祭祀，祈年祷雨。佛教寺庙如定林寺等有僧侣回驻，然寺田多被籍没，寺僧自耕，土民助以香火，形成微弱互惠。儒学科举方面，洪武初莒州州学复建，但土著子弟鲜有入学者，盖生计困顿，无力供读。直到永乐后，始有王、刘等土著姓童生进学，然举人进士仍多由移民后裔获取。这种文化落差，使“土民”在地方话语中渐处边缘。

八、从土著视角看明初莒州社会变迁

明初的移民政策，对莒州土著社会带来多层面影响。移民屯户带来较先进的农具、良种及种植技术，如棉花推广、新式辘轳的应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本地农耕形态。混居过程中，方言词汇、风俗仪式也发生融合。至明代中叶，多数土著家族的年轻人已与移民后裔互通婚姻，“老民”“新民”界限逐渐模糊。但在土地纠纷、山林归属、庙会游神权等方面，土客冲突仍或隐或现，成为地方社会张力的一条暗线。

由于土著在明初一直处于人口弱势，他们的集体记忆被移民的“大槐树”“东海移民”故事所覆盖。许多原本土著的家族为了攀附主流，修改谱系，伪托迁自山西洪洞或海州当路村，导致今天分辨土著极为困难。这本身便是社会变迁中权力关系对记忆重塑的典型例证。

九、结论

元明之际的莒州，并非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在惨烈战乱之后，仍有约二三成的元代遗民凭借山地避祸、寨堡自守而幸存。他们在明初里甲编户中约占千户上下，主要姓氏有刘、王、张、孙、陈、葛、庄等，散布于山间盆地和丘岗地带。在明初“复业安民”政策下，这批土著居民胼手胝足，垦荒种粟，放养柞蚕，编织毛褐，以最粗糙的衣食住行方式延续生命，承担赋役。他们掌握着地方性的生态知识和农业经验，为移民社会提供了最初的本土智慧。然而，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实力和文化话语权的全面弱势，土著社会逐渐被移民所淹没，许多痕迹至今仍深埋于历史地表之下。

对莒州明初土著生存状况的解剖表明，我们应当以更复杂、更精细的眼光审视大移民时代的区域社会。所谓“赤地千里”更多是官方话语的放大，掩埋了那些在废墟中顽强活着的男男女女。复原他们的历史，不仅是为了给予这些沉默的祖先以公正，更是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延续性与断裂性的一把钥匙。未来，若能结合更大规模的DNA谱系调查和聚落考古发掘，对明初山东土著的体量、边界与命运，必将有更加颠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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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丽 娜      审 核 ： 庄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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