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玄宗、宋徽宗诏封庄周“真人”“真君”之号，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赞加以官方“神化”现象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庄周先后被封“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体现了“神权君授”的一面:同时，朝廷通过君权赋子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唐玄宗、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面下地推广庄周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由此，唐宋以降，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南华真人之神迹。庄子的“神性”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君主单纯对“虚无之教”的崇尚。
   上帝、真主、神佛是宗教信仰的终极神灵。宗教的出现，与人(创教者)有关:宗教信仰之发展，也离不开由凡人而神、而佛之事，如关羽(佛教之伽蓝、道教之关圣帝君)、林默(妈祖-天后)、金乔觉(地藏菩萨)等。在中国道教史上，李耳、张陵、关羽的成神，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情。但对于庄周，人们往往以哲学家、文学家视之，对于他的成神之路及其在道教史上的影响，却鲜有关注.
   唐宋两朝，生活于战国时期的庄周曾两次受到皇帝诏封:其一为天宝元年(742)，唐玄宗“追号庄子为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其二为宋徽宗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唐玄宗、宋徽宗这两次对庄周的诏封，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神化”的代表,在道教神灵、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阐幽发微，从庄子在唐宋时期的两次诏封入手，讨论两位皇帝诏封庄周“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的经过及其道教史意义。
   神权君授:从“南华真人”到“微妙元通真君”
   在无神论者看来，宗教神灵，莫非人为，即便是从宗教创生之内在理路而言，“神权人授”也是基本事实。如，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所著《真灵位业图》，便是人为编排的神灵神位系谱。同样，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社会(即所谓“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虽然未曾出现完整形态的“政教合一”政权，但君权神授历来是帝王张扬天威、君临天下的依凭;同时，帝王封赠神位、树立神权之事多有。故君权神授与神权君授是一体两面，以至于宗教-神权-王朝-政治等因素的混合，构成了中华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政教分离”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结果。天宝元年二月乙酉，因正月间“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告锡灵符”，唐玄宗命新置玄元皇帝庙;辛卯，玄宗“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并诏史记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三月丙申，唐玄宗追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所著《庄子》为《南华真经》。后一月，又号文子“通玄真人”，列子“冲虚真人”，庚桑子“洞虚真人”。同时，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助教，并置学生一百员。此为庄子受封南华真人之始。天宝四年(745)，玄宗诏称“其余编录经义等书，宜以《道德经》在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宜编列子书”,明确《道德经》《南华真经》在诸经义中的特殊地位。至北宋时，宋徽宗尤崇道教，积极推动道教活动，宜和元年(1119)六月甲申，宋徽宗晋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仍行册命，配享混元皇帝(即老子)。在道教神灵体系中，“真人”者，即修仙得道之人，或类于“仙人"，“体洞虚无，与道合真，同于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真君”者，指代神仙之属，如张君房所辑《云笈七“太一真君者，是北极太和元气之神。”由此可见，唐玄宗与宋徽宗对庄子的两次追封都以签》云“神化”庄子为其方向,“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非怀贤褒德之举也”。然而，庄子的受封并非个别现象，在唐玄宗时期，与庄子一并受封的还有列子、文子、庚桑子等人;在庄子以前受封的更有被视为李氏皇室先祖的老子。在宋徽宗时期，列子同样与庄子一同受封。因此，庄子的受封实为唐宋朝廷一系列“神性”诏封之一。
   “神性”诏封之目的为何?对于唐玄宗与宋徽宗而言, “神权君授”并非仅为“崇奉神道”而行事实上，通过君权赋予的“神性”，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例如，以唐高宗、唐玄宗为代表的初唐、盛唐间的李氏君主，即通过不断抬高老子的“神性”地位与强调李氏君主自身与老子的血脉联系，来显示李唐王室的“神性”。宋徽宗尤爱林灵素关于“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的说法也是例证。《宋史·方技下》称，林灵素因“道遇皇太子弗敛避”而遭宋徽宗“斥归故里”,亦可旁证即使如宋徽宗般沉迷道家方术、宠幸道士，甚至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者，其对道家真人的崇敬并不可与自己的君权相冲突。不过，正因为君权神授的“天然”需要与神权君授的“现实”行动，庄子的神性形象才在王朝权力的作用下得到实质性的提高《南华真经》得以大规模推广，既融入主流的意识形态，也为道教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南华真人”:庄子的神话与神化
唐玄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并通过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子的新称号，推动《南华真经》的流传，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天宝四年(745)，玄宗诏令“其坟籍中有载元元皇帝(即玄元皇帝)及南华真人旧号者，并宜改正”，对庄子“南华真人”的名号作进一步的巩固。如《隋书·经籍志》所载梁旷著三十卷《南华论》在《旧唐书·经籍志》中则为《南华仙人庄子论》,可见其书在唐代即被更名，而且其名称的变化与唐玄宗对庄子的诏封有直接联系。除了明令对过去书籍中庄子名号的改正以外，庄子或庄周、“南华真人”与《子》《南华真经》(或《南华经》)的名号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下被广泛接受，从而出现在诗词、文章、小说乃至民间信仰的仪式之中。
   (一)文人墨客笔下的“南华真人”
唐玄宗诏封庄子以后，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神性”的庄子形象。如韩愈《奉和杜相公太清宫纪事陈诚上李相公十六韵》中有“四真皆齿列，二圣亦肩差”一句，据廖莹中《东雅堂昌黎集注》称 “四真”即唐玄宗所封南华、通玄、冲虚、洞虚四真人。唐玄宗时的道士吴筠曾作律诗《高士咏》数十篇，其中以庄子为写作对象的诗篇即以其新封号为题，名为《高士咏·南华真人》“南华源道宗，玄远故不测。动与造化游，静合太和息。放旷生死外，道遥神明域。况乃资九丹，轻举归太极。”字里行间，已然将世人庄周完全神化，对庄周的描写不似一位道家先贤，更像是一位真正的仙人。王十朋在《东坡诗集注》中，以《南华真经》指代《庄子》:“郭象《南华真经》序云'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至明清时期，恽格《瓯香馆画跋》云 “卧游一室，如南华真人化蝶时也。”陈德正有诗《怀仙歌》称“性命有门造化始，南华真人古仙子。”在这些明清时期的文章与诗作之中，庄子再次以仙人形象出现，且其名号仍为“南华真人”，可见唐玄宗这-诏封深远的影响力。
   (二)神话与民间信仰中的“南华真人”
庄子的这类“神性”形象亦出现在白话小说乃至民间传说之中，形成了以“南华真人”为中心的仙人神话。清代小说《隔帘花影》第三十五回“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中，有一“庄子叹骷髅”的故事。作者如此介绍庄子:
   昔日战国初，有一隐士，姓庄名周，道号南华真人，本贯睢阳人也。自幼读习经史，曾为周朝漆园小吏。因妻丧鼓盆而歌，弃职归山，隐于终南山谷，著有《南华真经》世传。庄子在山修炼多年，成其仙道，一日与道童说 “我和你深山苦炼，虽得了丹道，不到凡间济度众生，也不能够完这三千八百阴德之功，只做得地仙，见不得大罗玉帝。今日和你上洛阳走一遭，看有何人可度?"
   可见《隔帘花影》虽然对庄子生平的介绍与事实出入不大，但在此基础上，庄子已完全被描画为一个修炼得道的仙人形象，显示出一种现实与神话交织的有趣情景。值得注意的是，“南华真人”的名号在此已不再是唐玄宗的追封，而被当作一个既定事实介绍给读者。因此，在《隔帘花影》作者的刻画下，出现了一个更生动的、富有“神性”的“仙人庄子”的形象。类似的故事与描写同样出现在《金屋梦》等书中,似乎成为类似《金瓶梅》续书的一个较多出现的情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仙人庄子”较高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地方志中亦记载了关于南华真人的神话，如嘉靖《广信府志》记载铅山县鸿都观 “县东三十五里，在天柱山西之巅，昔南华真人炼丹其上,”庄子的“仙人”形象跃然纸上。
   在唐宋 “南华真人”庄子的“神性”甚至还为一些民间信仰的仪式所用。洪迈《夷坚志》记载，有位名为沈承务的道人能够与民间神灵“紫姑神”相沟通。据称，他在与紫姑神“交流”的居室中，“供神九位，标曰侍御玉虚真人、太乙真人、南华真人之类”。而在神灵第一次降临时，沈承务会在室内预备的纸张上写下数字，随后再“报真人名称为何”，紫姑神便开始解答其问题.在这类民间信仰的通灵仪式中，庄子之“南华真人”的名号已然成为重要的神性中介，而且，与《隔帘花影》《金屋梦》中情节不同的是，庄子的神性身份完全取代了其作为道家先贤的身份，最终成为一个名为“南华真人”的“神灵”。可以确认的是，在这个并不足够明确的传播过程之中，唐玄宗的诏封是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强而有力的推动。
   三、道教与神化的庄子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唐玄宗与宋徽宗的诏封赋予庄子“神灵”地位，推动了庄子的“神化”过程，尤其是当封神的权力来源于君权(或谓“官方”)时，庄子的“神性”成为一种主流而正确的认识，较为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以至于庄子的神灵形象逐渐与其他道家圣贤形象并列，甚至取代了庄子作为“人”的身份。进而，庄子的“神化”不仅可以在诗词歌赋、小说笔记里寻找到痕迹,其影响力还大量体现在其后的道教典籍之中。与此同时，神性的“南华真人”(而非“庄子”)在宋徽宗对道数的整理与设计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庄子的“神化”不止意味着一项政治性行动与接踵而来的自上而下的传播，它对道教的发展和变化而言，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道教典籍与绘画中的“南华真人”
   在唐玄宗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以前，道教已有神化庄子的倾向。东晋《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云“庄周者，太上南华仙人也。”梁朝陶弘景《真诰》载“师长桑公子，授其微言，谓之庄子也。隐于抱犊山，服兆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补太极编郎。”陶弘景《真诰》及其思想在上层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力，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他对庄子的神化已经被当时相当一部分贵族与士大夫接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唐玄宗对庄子的册封提供了认知前提与思想基础。唐玄宗诏封庄子以后，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之下，庄子“南华真人”的称号与这一称号带来的“神性”身份亦为各种道教典籍所广泛接受，并在唐以后的道教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如贾善翔编《犹龙传》即以“南华真人”指代庄子“南华真人曰:道之真以治身，绪余以为国家，土苴以治天下。”类似的称呼方式也出现在《玉诠》中:
   南华真人
   真人姓庄名周，甲辰年始降。南华真人曰:无相门头是释空，有之一字显立宗。坐断有无机自活，今朝打破两家风。2除了直接以“南华真人”指代庄子以外，相当一部分道教典籍与道教人士还直接安排庄子(南华真人)位列仙班，如《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神位门·右二班”一节中 “南华真人”赫然在列，其位次列于太清之右，与洞虚真人相邻。又《云笈七签》中录有一“开示三真等经”前应有的仪式“教令科云:欲开示三真等经，先须甲子日，净烧香，心存南华真人，念三天真君同开作证，首东作礼四拜。"据其叙述，庄子(南华真人)几与“三天真君”并列，而以更为神性的身份出现在仪式之中。又，在《宣和画谱》“写神仙事迹一”一节中，有道士李得柔者，作“南华真人像”一幅, 绘画中神性的“南华真人”之像的出现，亦可证实“南华真人”这一封号及随之而来的庄子的“神化”对道教本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道教经典发展史来说，历朝各类关于《庄子》或《南华真经》的注疏、演义名目繁多，成为一大景观，并有多种被收入《道藏》，如北宋太学教授李元卓著《庄列十论》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正一部:北宋陈景元撰《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十四卷、南宋林希逸撰《南华真经口义》三十二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明人焦竑撰《庄子翼》八卷、附录一卷，收入《万历续道藏》。今人胡道静、陈耀庭等主编的《藏外道书》(1992-1994年出版)则在第一册收入《庄子解》,第二册收入《南华真经副墨》《南华真经注疏》《南华真经评注》，第三册收入《南华真经评注》《南华真经正义》《南华真经识余》《庄子评议》等。在《藏外道书》以外《道藏精华》(1956-1979年出版、《庄林续道藏》(1975 年出版、《中华续道藏》(1999年出版、《敦煌道藏》(1999年出版、《道书集成》(1999年出版、《中华道藏》(2004年出版)等当代大型道教典籍文库中，也大量收录(当然有重复者)。同样，在《四库全书》这类大型官书中，有关《庄子》或《南华真经》的注解本，也多有收录，如《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庄子》《庄子注》《庄子通》《庄子翼》《庄子集解》等被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四。无论是从文化史还是道教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于《庄子》或《南华真经》的注疏、流传、推广，都与庄子的被“神化”有着直接联系。
   (二)宋徽宗诏封“微妙元通真君”
   和“南华真人”相比，“微妙元通真君”虽然也是一个神性的封号，但由于唐玄宗已有的铺垫,这一“真君”名号更类似于一种锦上添花的叠加，因此“微妙元通真君”的影响力远逊于“南华真人”。然而，尽管“南华真人”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在塑造庄子“神性”的过程中也更加重要，却并不意味着宋徽宗的诏封不应受到重视。事实上，随着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奉而来的是君权对道教的控制，因此，宋徽宗“神化”庄子的努力带给整个道教系统的影响并不亚于唐玄宗的诏封。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载:
   政和七年正月……癸丑，秘书省言，据左右街道录院申，恭依圣旨指挥将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条具，立为永式:第一，天尊之教以道德为宗，元始天尊为宗师;第二，真人之教以清净为宗太上玉晨天尊君为宗师;第三，神仙之教以变化为宗，太上老君为宗师;第四，正一之教，以感为宗，三天法师静应真君为宗师;第五道家之教，以性命为宗，南华真人为宗师。由引文可知，首先，从“恭依圣旨”，“将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条具，立为永式”等语来看，宋徽宗试图对当时的道教系统进行整体性的规范与整理。类似的规范与整理行动还包括:颁布亲制《圣济经》，建立道学，统一学道内容，令学者治御制《道德经》等. 这意味着宋徽宗不仅通过宠幸道士、广建道观、沉湎祥瑞等方式显示其对道教的信奉与尊崇，他还希望将道教纳入官方指定的架构中，从而达成中央权力对道教的控制。与此同时，具体到庄子本人，宋徽宗认可唐玄宗诏封庄子的“南华真人”封号(这亦从侧面体现唐玄宗之封号的非凡影响力)，并将庄子与“元始天尊”“太上玉晨天尊君”等并列，令其成为所谓“道家之教”的宗师，以上两点均显示出宋徽宗对庄子“神性”的认同与认可。两年后的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追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使庄子的“神灵”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由此出发，庄子的神灵形象进一步巩固，影响进一步扩大，直至清朝时期仍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可见，宋徽宗的诏封庄子及其大力推崇道教的行为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庄子的神性(包括“南华真人”的封号)从一开始就为宋徽宗所承认与赞同，并在宋徽宗对道教的理解与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庄子的封号从“南华真人”到“妙元通真君”的“进化”或“提升”，则标志着继唐玄宗册封后的第二个“神化”庄子的高潮。更重要的是，这一高潮的背景是宋徽宗对道教开展大规模的整理、规范与控制，以“微妙元通真君”为代表的庄子的第二次被“神化”高潮，正是宋徽宗这种控制欲与控制力的具体表征之一。

   结语:唐宋诏封庄子的道教史意义

   无论是“南华真人”还是“微妙元通真君”，唐玄宗与宋徽宗的诏封均以“神性”加诸庄子这是唐宋时期诏封庄子最显著的特点。由于唐玄宗和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都是在朝廷大力扶持道教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结合这两个时期君主竭力推行的其他崇道活动，可以看到“神权君授”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而非单纯的对“虚无之教”。的崇尚。因此，从其诞生之初，庄子的“神性”封号就与世俗的权力息息相关。
   在神权君授的过程中，庄子被神化，乃至被奉为神灵。唐玄宗的诏封与修改过去典籍中庄子名号的诏令使“南华真人”之名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下被自上而下地传播与推广:宋徽宗的诏封则伴随其对道教的有意识的整理与控制而来--尽管人们对“微妙元通真君”的使用远少于“南华真人”,但这一封号也象征着庄子的第二次“神化”高潮。君权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受到前所未有的承认与推广，如神性的“南华真人”频频取代人性的“庄子”出现在诗词与文章之中，作为仙人而非先人的庄子形象也为白话小说、民间宗教仪式与道教规范所利用。
   在这一背景下，庄子在道教中的身份与位置也受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相当一部分道教典籍中，庄子以神性的真人身份出现，甚至直接位列仙班而成为神灵。总体而言，在唐以前，庄子从完全的道家先贤开始逐步被道教中人赋子一定的神性，这一循序渐进的过程直至唐玄宗诏封庄子为止。君权的强势加入使庄子迅速神化，成为一个道教的神灵，并持有“南华真人”这一君主赋子的正式名号。因此，庄子的“神化”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庄子变成位列仙班的“南华真人”“微妙元通真君”时，我们可以看到道家-道教本身是如何在外部的、世俗权力的影响下发生改变的。